受到上述办法中对资本金、杠杆率、出资比例、授信余额等关键指标的超预期监管，网络小贷，这一自现金贷时代崛起，在互联网平台流量变现中被玩到极致的明星牌照价值遭遇跳水，即将风光不再。
对此，多家互联网系金融科技公司和助贷平台仍保持观望、三缄其口。有相关平台人士表示：还在研究，毕竟是征求意见阶段。不过，市场参与者已经出现反应。11月4日，深圳市财付通网络金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10亿元增加至25亿元，增幅为150%。
除了全国200余家网络小贷公司将出现“大洗牌”外，几十亿元资本金门槛对于巨头并不关键，但杠杆率和联合贷款出资比例的规定，真正打击了靠几亿元、十几亿元撬动百亿元到万亿元信贷的业务模式，封死了规模天花板。这是支撑当前整个金融科技概念的核心所在，故事要怎么讲下去？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述办法由于涉及众多大平台的核心利益，也必然面临激烈博弈，最终如何落地尚需观察。其引发的行业震动和深远影响，恐怕才刚刚开始。
牌照价“一夜归零”
“一张牌照一个亿的时代已经是过眼云烟了。”牌照居间商刘庆（化名）在办法下发后，发送了一条朋友圈。
北京牌照咨询人士孟凡夫认为上述价格相对准确。“去年广州一块网络小贷牌照的成交价是六千万元，几乎同一时间，一家电商背景平台寻求网络小贷牌照的出价是八九千万元，但今年恐怕五千万元也不愿意了。不仅因为这次办法，此前民间借贷对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不超过4倍LPR已经让很多机构对这个牌照望而却步。”他表示。
根据央行数据，截至2020年9月末，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7227家。其中，核批经营可以开展网络小贷业务的249家。关于“网络小贷”这一经营资质的源头，可以追溯到2015年十部委下发的《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规定，“网络小额贷款是指互联网企业通过其控制的小额贷款公司，利用互联网向客户提供的小额贷款。”
上述居间人士提供的牌照价格走势，反映了市场环境和供需关系的变化。2017年底，在整顿“现金贷”的大潮中网络小贷牌照审批被叫停，使得这一资源变得奇货可居。一批平台为了争取合规资质，助推存量牌照价格水涨船高。
网络小贷的“性价比”高，在于可以用较低的牌照门槛撬动较高的信贷规模。由于属地化管理特点，各地审批难度和杠杆率执行力度上标准不一，也为监管套利提供了土壤。
近年来，随着支付双寡头和互联网平台流量变现生意，网络小贷牌照的价值被无限放大到极致，上演了一轮又一轮突破红线再绕道合规的大戏：在2017年监管开始压降通过ABS（资产证券化）形式出表突破杠杆后，巨头旗下的网络小贷公司先后进行了多轮增资。
目前，几乎目之所及的互联网一二梯队公司和头部金融科技公司，均已斩获了这一牌照。在此次办法将“50亿”注册资本作为跨省经营网络小贷的门槛前，头部机构就已经通过数次增资达到了较高的资本金水平：目前重庆市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（120亿元）、南宁市金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（89.89亿元）、重庆度小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（70亿元）、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（60亿元）、中新（黑龙江）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（50亿元）处于行业前五。
可以作为横向比较的是，由银保监会审批的金融牌照中，城商行的注册资本门槛为10亿元，消费金融公司是3亿元，农商行是1亿元。以度小满参股的哈银消费金融为例，其15亿元的注册资本也远不及上述提到的度小满旗下小额贷款公司的70亿元。
这种资本金“倒挂”的现象来自于市场选择。虽然消费金融牌照可放大10倍杠杆，但有了助贷和联合贷款加持，一张网络小贷牌照可以撬动的贷款规模几乎没有天花板。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认为：市场端，不同牌照的核心差异趋于淡化，而监管侧，不同牌照的监管规格却有天壤之别。这种失衡，一度加速市场机构对所谓高规格牌照的逃离。
这也构成上述小贷新规下发的重要监管背景和制定逻辑。从上述办法的多项重点看：原则上严禁跨省展业，跨省需要银保监会审批；网络小贷注册资本不低于10亿元，跨省经营网络小贷注册资本不低于50亿元；网络小额贷款通过银行借款、股东借款等融资余额不超其净资产1倍；通过发行债券、资产证券化融资余额不超其净资产4倍；单笔联合贷款业务中网络小贷出资比例不低于30%。多个风险命门被“封死”，将网络小贷的牌照价值打到地面。
重挫利润引擎
业内共识在于，上述监管办法本就是为蚂蚁一类的Big Tech量身定制——通过限制联合贷款出资比例和融资杠杆，直接压制了金融科技无限输出、超限金融杠杆的想象空间，勒紧风险敞口。
上述三种方式是由资产的质量决定的。第一种导流形式的争议性低，但回报率也低。第二种模式其实需要助贷方或其关联方提供担保（即兜底）或引入保险，在兜底方式下，对资本金同样有束缚，很难讲出金融科技的估值故事。因此，风控能力较强的互联网平台金融科技板块，更乐意以第三种形式展开，获取分润，转移杠杆。
上述这些公司除微众银行，其余几乎均依靠网络小贷牌照进行展业。在办法之下，其相关业务的扩张速度恐将受到冲击，其作为利润支柱的增速也将遭遇天花板。
新规之后，如此的增长规模是否可以延续需要画上问号。因此，对于曾经希望通过联合贷款摆脱纯助贷导流“大玩家”，未来大概率会经由体系内消费金融牌照、银行牌照化解资金之急。而小玩家除了去寻找新的金融牌照，可能也要做好在局域展业的准备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今年年中下发的《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中对金融机构联合贷款出资比例并无限制。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：上述多家互联网平台公司旗下均已参股和控股消费金融公司，未来是否仍然可以按照1∶9的出资比例撬动庞大贷款规模？这部分的风险又将如何规范？
可以肯定的是，随着征求意见稿的下发，网络小贷套利的黄金时代即将终结，一些短期风险也会逐步化解，但是否能如预期解决行业发展的根本问题？
嵇少峰认为，监管部门在防止民营企业监管套利的同时，也要压缩体制套利的机会与空间。“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、政府信用背书、低成本资金成本的可获得性等多方面存在着不公平，民营企业在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压力时，寻求制度性空白、通过监管套利来突破体制套利的压力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无奈和市场选择的必然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，弥补二元制金融制度的缺陷，这个问题才能解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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